2026年1月19日，国家统计局把一组冰冷的数字摆到了公众面前。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，比2024年的954万人骤减162万，降幅约17%。 这是1949年以来的最低值，也是中国出生人口首次跌破800万大关。人口总量同步减少339万，降到14亿489万，连续第四年负增长。 舆论场上的焦虑铺天盖地，但真正懂人口学的研究者却指出，比总量下滑更隐秘的危机，是出生队伍里男孩的比例在悄悄抬头。 一边是新生儿越来越少，一边是男孩在新生儿里越来越多，这两件事叠在一起，才是中国人口结构里最需要正视的裂缝。 792万这个数字，很多人乍一看没什么感觉，细一算才会后背发凉。它比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首年的1786万，几乎缩水了一半还多。 威斯康星大学人口学者易富贤2026年1月对媒体给出的测算是，这一数字已退回到18世纪清代中期的出生规模，总和生育率可能已降至0.97，低于日本同期水平。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-2.41‰，死亡人口1131万，与出生人口形成将近340万的缺口。2023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900万时，不少人以为已经触底。 没想到2024年因为生肖和政策刺激短暂反弹到954万之后，2025年又一头跌穿了800万。 国家卫健委、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在2025年陆续推出育儿补贴、延长产假、普惠托育等一揽子措施，中央财政安排900亿元支持婴幼儿照护，但出生人口的下行曲线并未因此掉头。 人口学界的共识是，低生育率一旦形成惯性，就不是靠一次性发钱能逆转的。 真正难办的是，当生育意愿本身塌陷，剩下仍然愿意生、坚持生的那部分家庭，其生育选择就变得更具目的性，而目的的指向，往往就是性别。 出生人口性别比，国际公认的正常区间是103到107，也就是每出生100个女孩，对应103至107个男孩。国家统计局的历年数据显示，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在2000年前后一度冲到120以上。 经过近二十年综合治理，这一指标曾稳步下行，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值回落到111.3。 但到了2022年前后，随着三孩政策全面落地，这个本已趋于回落的指标再度抬头至111.1附近，仍远高于国际警戒线。更值得警觉的是分孩次的性别比。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全国一孩性别比接近正常，二孩性别比明显偏高，三孩及以上性别比在很多省份突破了150。 也就是说，在很多省份，每出生100个三孩女孩，对应着超过150个三孩男孩，这个幅度绝非自然波动能解释。 把网上流行的滤镜撕开的，是上海的数据。一向被视为观念最开放、女性地位最高的上海，其三孩性别比高达152，四孩性别比更是飙到216，在全国位居前列。 那些“江浙沪独生女被捧在手心”的叙事，在冷冰冰的孩 次 性别比面前显得尤其尴尬。逻辑并不复杂，过去几十年独生子女政策像一道闸门，让头胎是女儿的家庭不得不接受现实。 闸门一旦松开，一部分家庭真实的生育偏好就露了出来，继续追生，直到抱上男孩才停。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2024年发布的《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报告》中明确指出，二孩、三孩性别比持续偏高是当前人口性别结构治理的重点难题。 广东省统计局2025年公布的《2024年户籍人口计划生育情况》中也可以看到，部分区县的孩次性别比仍明显高于正常值。 技术层面，B超胎儿性别鉴定、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引产早已被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《母婴保健法》明令禁止，但在一些偏远地区和部分私立机构，灰色操作仍时有被查处的新闻见诸官方通报。 国家卫健委、公安部、国家药监局在2023年至2025年间连续开展“两非”专项治理行动，仅2024年各地查办“两非”案件就超过600起。 执法力度在加码，但观念的改造显然要慢得多。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，越是经济发达、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区，重男轻女的表达越是隐性，但在孩次性别比上却毫不手软。 穷地方把“传宗接代”挂在嘴上，富地方则换成了“默认家产给儿子、默认公司由儿子接手、默认养老靠儿子”。嘴上喊着男女平等，手里按的却是另一套算盘。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4年数据显示，中国男性人口比女性多约3000万，而这还只是存量。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24年发布的研究估算，到2050年，35岁以上终身未婚男性数量可能达到3000万左右。 婚姻市场的供需失衡，直接推高了彩礼。江西、福建、安徽等地连续多年被民政部列为高价彩礼治理重点省份。 江西部分县域的彩礼价格仍在20万至30万元之间波动，叠加房产、车辆要求，一个农村家庭娶一个媳妇的总开销动辄逼近百万。 江西的高彩礼并非偶然。它本身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，又紧挨长三角、珠三角经济圈，年轻女性大规模外流到沿海务工、落户。 本地适婚女性越来越少，本地男性被迫在小范围内激烈竞争，彩礼价格一路水涨船高。有人把这个结果归咎于女性拜金，但稍微做一点供需分析就知道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