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底是意外，还是谋杀？ 近日，关于重庆幼童坠亡案闹 的 沸沸扬扬，舆论的矛头一直都是对准男童父亲，但在刑事上并没有证据。 这个消息对于孩子母亲来说，无疑是致命打击，可她并没有放弃而是找到了一个关键证据，上交给了检察院。 其中一样东西让整件事的走向变了味：家里的窗户竟然被动过手脚，监控还被关了，就连孩子爷爷也出现了大漏洞...... 为了还原事发的细节，我们先把时间线摆清楚，九月十三日下午三点二十三分，崔先生带着朗朗进门。 三分钟后，三点二十六分，他出门遛狗，三点三十八分回来，孩子不见了，门锁记录不会撒谎，这十二分钟是实打实的。 但在事发之前，刘女士明确对孩子父亲表示过，要等孩子睡着再去，或者干脆带着一起下去遛狗。 听完刘女士的这番话，崔先生的回应是狗等不了，直接开着车回家了，他安排孩子独自一人在家看电视，之后就出门了。 说实在，代入一下刘女士的视角，听完这话恨不得上去给丈夫一巴掌，啥事能有两人的孩子重要。 即便是一只狗要拉要尿有它的节奏，但也不该将一个两岁的孩子独自留在家里面，而且还是到处存在危险的“家”。 当时刘女士家中阳台的情况是这样的：有一个栏杆但高度超过一米，此前装过简易防盗窗，后来拆了。 事发时窗户没关，栏杆边上搁着一个洗澡桶，后来当地法医推测孩子踩着桶沿、抱着被子翻出去的。 你把这些东西挨个摆开看：拆掉的防护、没关的窗、能垫脚的桶、一个身高刚过九十厘米的孩子。 如果我们将这里面任何一个物件单独拎出来，结果都不致命，凑在一起就是一条完整的坠落通道。 但真正让刘女士咬住不放的，不是这些物理条件，是监控，事发的房间里面装了监控，插头没插电，被拔了电源。 还有一个关键细节是，孩子父亲在回到家里面之后，在在六十平的房子里找了三分多钟才听到楼下喊叫。 六十平，两间卧室一个客厅一个厨房一个厕所，找三分多钟，大家可以在自己家里试一下，六十平的范围，认真找一个人，需要多久。 后来孩子父亲还面对镜头说过一段话，大意是监控能证明他不在家，不存在主观故意，没有虐待行为。 这话在法律上没毛病，但一个刚失去儿子的父亲，对着镜头强调的第一件事是“我不在家”，而不是“我为什么出门”、“我为什么没听她的”。 这个顺序本身就让很多人不舒服，而刘女士后来在采访里反复说一个细节：她提醒过，给了两个选项，他一个都没选。 被提醒了还是那么干了，和压根没想起来，在法律上可能是两回事，但在一个母亲眼里，是一回事。 之后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了，孩子母亲刘女士开始在互联网上维权，想尽一切办法要为儿子讨回公道。 只可惜没有证据，一开始孩子父亲也只是被喊走调查，但刘女士不放弃提交了过失致死的材料，希望警方能刑事立案。 当时刘女士以为自己看到了希望，但在十月二十三号的时候，不予立案通知书下来了，原因很简单，没有关键证据。 这里要做一个简单的科普，这件事情的逻辑叫“多因一果”：如果母亲那天没去开会，如果父亲没去遛狗，如果窗户关着，悲剧就不会发生。 但这个说法让刘女士难以接受，在她的眼中，当自己把孩子交给丈夫的那一刻，丈夫就是第一监护人。 根据刘女士向记者透露，孩子走后，丈夫一家把朗朗生前的衣物和玩具扔了，理由是“看到难受就丢了”。 一个母亲想留点东西在身边，一个父亲觉得看着难受就处理掉，同一份悲痛，两个人的处理方式往相反方向走。 这些细节放在一起，虽然谁也没法说谁对谁错，但就是让人心里堵得慌，更让刘女士心里怀疑的种子生根发芽。 还有买墓地的时候，刘女士想给朗朗选偏贵一点的，她觉得孩子能接受的，而孩子父亲称自己只出三万，就这个预算，多了没法。 另一边，孩子父亲一家还对外表示，孩子办后事花了十三万，爷爷奶奶跟刘女士父母讲，觉得对得起孩子了。 十三万办丧事，三万买墓地，这个比例放在任何一个普通家庭里都值得琢磨一下，钱不能衡量悲伤，但钱能看出一个人把什么放在什么前面。 更让刘女士崩溃的是崔先生说过的一句话，她转述的原话是“你一味沉浸在这种痛苦当中有什么用”。 这话如果在私下说，可能是笨拙的安慰，但在孩子刚走、妻子重度抑郁的节点上说出来，听感完全是另一回事。 还有那个“每月一万”的方案，当地警方受理刑事控告之后，孩子父亲一家竟提出每月补贴一万来维持婚姻。 当时有不少人解读这是孩子父亲想捂嘴，这背后肯定有巨大的阴谋，刘女士得知消息后也直接拒绝了。 还有一个关键细节，刘女士在殡仪馆打了孩子父亲，这种行为顶多算是一种泄愤，但他的反应却是，要调监控报警。 一个刚失去孩子的父亲，在殡仪馆里，对同样刚失去孩子的妻子说我要报警，你可以说这是自我保护，但放在那个场景里，冷得让人打颤。 也正因为如此，当警方称不予立案之后，刘女士觉得生活没有了希望，但她并没有放弃而是聘请律师，再次提交了新证据...... 十月二十七号，刘女士和律师向重庆市两江新区人民检察院提交了立案监督申请，同时书面申请召开检察听证会。
